在大多数时间，工作都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无论我们是在主动寻找一个谋生的饭碗、不断追求自己钟爱的事业，还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甚至消极逃避，它都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为了更好的生活，几代中国人都在不断适应着时代的变化，不曾停歇，也不能停歇。工作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教育程度、不同性格的个体多元多样的三观。这一次，我们希望能请大家一起，记录下自己以及身边的人与工作有关的故事。记录下我们的父辈们曾经所为之奋斗的，也记录下我们自己所困惑、怅惘与坚持的一切。
我的家乡在鲁南地区一个三线城市的市辖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撤镇划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陶瓷、钢铁、水泥、焦化等高污染的重工业在这片土地上开始野蛮生长，成为了本地区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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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企业遍地开花，大量的用工缺口使得周边县城务工人员海量涌入，然后是一座座商品房拔地而起，房价开始起飞。这个原本土地贫瘠、改革开放以前被外县人嘲笑“亩产粮食两个裤兜就能装下”的地方，短短十几年的时间，迅速成为了本市的“经济排头兵”。
从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开始，绝大多数人的生计都直接或间接与这些产业相关。这些产业在本地深耕多年，形成了完整的上下游链条，或许你可以衣着光鲜地站在市中心的写字楼隔着落地窗俯视这座城市，但支撑你生活的，还是身后那些高耸的烟囱。我高中班主任曾说：如果某个本地大型实业集团的效益不好，“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工资可能都要延期”。地方税源对于重工业的依赖，由此可见一斑。
“环保”在我们这里曾只是政府下达给企业文件中的用词而已。即使在2008年全国上下齐心协力备战奥运会的前夕，所谓的环保工作也不过是各单位派人参加一两场耳提面命的专题会议，几辆考斯特下来检查一番，一阵风就过去了。多年以来的工业发展让地方政府税收得以保障，人们收入得以提高，对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政府选择无视，老百姓选择忍受——重工业是税收大户，税收乃国之命脉，不能带来任何经济效益的“环保”，怎能撼动得了重工业这棵大树呢？
2015年年初，全国各地刮起一场旷日持久的“环保风暴”，晋冀鲁豫4个工业大省成为了“重灾区”。
2009年初，大学毕业后在家待业了一年的我，经陈维远介绍，进入本地一家煤炭贸易公司。
这家公司老板个人的发迹史，可以说就是本地经济发展史的缩影：上世纪八十年代，高中毕业没几年的老板开着拖拉机往返于本地煤矿和电厂之间，筚路蓝缕，成为村里第一辆“幸福250”的主人。后来跟着经济大势，老板一路顺风顺水，生意渐渐做大。2008年经济危机，他看准市场，成功抄底，将公司规模带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省内产量最大的民营洗选煤厂，厂内新增300多号员工，年利税区内排进前10。
只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家年营业额过10亿的公司外表看起来有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其实腹中空空、根基不稳：
厂区占地400亩，可线亩都不到，大部分的厂区只作露天存放煤炭使用。厂长以前是搞基建的工头，跟老板是亲戚，厂区基建完成后就跟了老板，成了生产厂长，生产、销售、财务各部门负责人也都是老板本家的亲戚。厂房里只有一套2000万的洗煤设备，一间单独的密控室里，几个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经过培训后，根据生产需要对着电脑输入固定的数值，就是整个生产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了。
老板曾说过，这个行业门槛太低，没有核心技术可言，比的就是资金而已。有很多煤炭贸易公司甚至连生产厂区都没有，左手买右手卖，赚个差价，说是皮包公司也不为过。
家族企业在人事上本就难于管理，那几年管理上的漏洞越来越多，只是都被公司的快速发展所掩盖了。大家都自命不凡地认为公司连年递增的效益归功于自己的才干，殊不知公司只是风口上的那只猪而已。
当然，这都是后来我才渐渐明白的——刚进入公司那会儿，我看着同事们一个个西服衬衫，一手公文包一手茶杯，开着公车进进出出，满脑子里都是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腾不出空来想这些。
陈维远是我中学同学，坐前后桌，关系要好。他的舅舅是这家公司的副总，由于这层关系，实习期后我就进入到了公司核心部门销售部。煤炭销售不必坐班，完成每个月的既定销售额是公司对我们的唯一要求，每个销售员单独负责一块业务，根据销售额领取提成。
销售部有十几位同事，其中一位叫高邦彦。此人年龄比我和陈维远大六七岁，进入公司比陈维远还要早好几年，有工作能力，但没有关系背景，又不屑于钻营，所以跟我和陈维远一样都是销售部基层科员。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一头短发根根竖起，像他的性格一样耿直、不屈，平时少言寡语，与科室众人不远不近，倒是跟我和陈维远脾性相投，后来渐渐跟我俩成为好友。
下游用煤企业就那么多，其他人的业务都是做熟了的。我的业务在陈维远、高邦彦的帮扶下，半年以后渐渐稳定了下来。当时公司规模大、声誉好，销售的煤炭质量过关，下游焦化企业用煤缺口大，跟他们签下一份长期合同并没有我预想中那么难。
入职一年左右，我每月的固定收入可以达到5000元以上，再加上每个月可以报销的业务费用，以当时我们这里房价每平3500元左右的物价水平，我很满意这份收入。
做业务的人总有一些多报费用的“歪招”，大家心知肚明，互不揭穿。曾经有一位出差回来的同事，贴的报销单中有一张高速费的定额发票还带着轮胎印（他在高速出口附近捡的），被我当笑话。陈维远就提醒我：报费用别太较真，以免搞得大家都不愉快。
彼时高邦彦比我收入略高，陈维远由于他舅舅的关系，业务量比我们多些，收入也是我们仨当中最高的。他好热闹、爱玩，每月下旬我们完成既定工作后，他就拉着我和邦彦，假借办业务之名开着公车溜出去玩——或是去湿地公园钓上一整天的鱼，或者约上几个人打酒伙，往往中午的酒场还没散，下午的就又约好了，甚至还有时我们会开车200公里去海边吃一顿海鲜，下午下班打卡前再一脸认真地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
当然并不是只有我们仨这样偷奸耍滑——有一次去湿地钓鱼，就撞到了另外两位同事，大家都是翘班，为避免尴尬，我们调转车头另找地方玩去了。
邦彦的父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里“工业大发展”的时候，土地被征收，成了失地农民。只会种地的他们只能放下锄头，到工厂里做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做着最辛苦的工作，赚着最微薄的收入。
邦彦弟兄3个，他排老大。老二最早结婚，给他买房几乎就花光了他们父母的积蓄，可老二却不争气，好吃懒做，后来老婆忍无可忍，扔下3岁的儿子跑了，两位老人自此又担负起抚养孙子的任务。老三倒是本分，是个快递小哥，天下父母疼小儿，眼看老三马上而立，没房哪有资本谈媳妇？老两口便把养老的钱拿出来，给老三付了首付款，在一个偏僻的小区买了阁楼，算是尽了最后一份力。
对于这些，邦彦没有一句怨言。2007年，31岁的他结婚时没向父母要一分钱，自己积蓄不够买商品房，就在父母老房子附近买了3间平房，自己粉刷一遍做婚房。那时年轻人还在农村自建房结婚的实在不多见了，当时去参加他婚礼的同事看到那3间平房，都露出了讶异的表情。好在上天垂怜，邦彦找了一个愿意跟他同甘共苦的媳妇。
我问他为什么不把买3间平房的钱去付首付，按揭住商品房。邦彦说：“老二的孩子扔给我爸妈，幼儿园一个月最低也要六七百的学费，老两口连个退休金都没有，我总不能看着我这侄子不上学。我爸这么大年纪了还去街道打扫卫生，非说不累，一个月挣七八百，我也还得接济着他们些。算来算去，还是怕自己承受不了每个月的按揭。”
公司销售部十几个人，只有邦彦没买车，上班期间有公车，下了班就骑电动车回家。连我工作之后，家里都挤出钱交了买车的首付，说以后的分期自己还，免得工资乱花。我想，如果邦彦能像其他人一样有一个帮他一把的家庭，他的生活要比现在轻松许多。
2010年五一“黄金周”之后，公司在市区五星级酒店召开了一场高规格会议，请来了山西一家大型国有煤企的领导，与这家煤企签订了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协议。我们拿下该煤企旗下一个优质煤矿的销售代理权——这意味着我们基本能把这一煤种垄断，把采购价格压低，从而获得更高、更稳定的利润。
地方电视台也来做了报道，会议最后，老板自信洋溢地在总结致辞中说：公司未来还要寻求上市，要组织高层领导每年一次欧洲游、中层领导港澳台游，要让所有员工以在此工作为荣……
在那以后的两年时间里，煤炭价格持续上涨，公司牢牢握住货源，我们个人的业务量也随之增长。常常能见到银行的经理们找上门来，主动降低贷款门槛，以期能分得一杯羹。民间资本也望风而动、紧随而至，大量热钱涌入。
大河涨水小河满，公司员工的薪资待遇普遍有了明显提高。此前高邦彦外出办业务，开的是一辆1.6L的“捷达王”，用车时得去车队领钥匙，车还常被别人开走。如今高层领导陆续换了车，换下的车层层沉淀——副总的配给分公司总经理，分公司总经理换下的再配给部门经理。我们销售天天在外面跑，对车的需求最高，之前缺车的时候只能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出门，现在基本解决了用车需求。虽然公司制度在原则上不给分公司总经理以下的职务人员配车，但老员工们都想“护”下一辆公车自己“专用”。
邦彦也一样，他把那辆捷达王来了个内饰大清洗，再换上一套新坐垫、脚垫，然后去车队告诉队长“最近业务有些忙，下班也不按点，钥匙就先自己带着了”。车队队长那时也刚“护”下了一辆上面换下的老君越，论职务，他也没资格配车，所以乐见大家都这样，好“罚不责众”——自然就做个顺水人情，一口答应了邦彦。
为了避嫌，陈维远的舅舅没让外甥配公车，我进入公司时间短，资历浅，自然也没轮到。巧在我们仨的家在同一方向，邦彦家最远，每天稍微绕点路就可以接送我和陈维远。那之后，那辆捷达王就成了我们的通勤班车，也成了我们日常翘班出去玩的专车。
煤炭黄金十年的尾巴，大家的生活似乎在一年一年变得轻松。好多以前抽10块一包“沂蒙山”的年轻人现在都换成了22块的“小苏”甚至28块的“金衩”。他们从不担心自己没有积蓄，刷着信用卡，用着新款的iPhone，开着分期付款的小轿车，用父辈们难以理解的超前消费理念，享受着当下的生活。
遍地都是就业岗位，你不需要多高的学历或专精的技能，只要舍得一身力气，衣食用度就不愁没有保障。没有人去想，这样轻松的生活是以破坏环境、损害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为代价换来的，更没人想到，这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会在未来某个日子踩下急刹车，让自己措手不及。
有一次下班后，邦彦送我们回家的路上聊起孩子上学的事。他的女儿4岁了，再有一年就要考虑上小学的事情了。他不愿意女儿在他家的村小上学，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跨区域上好一点的学校。
坐在后排的陈维远来了兴致，好像是他自己要买房，双手分别扳住主副驾驶的靠背，把脸凑过来，看向坐在副驾驶的我。
“没问题，高哥，（买房）没多少（钱），再说现在首套房首付比例很低，多背点房贷以后慢慢还呗。就当是投资也值的。”我说。
“走走走，去看房！”下班后只要不让陈维远回家，去哪都行，这会儿他兴奋得都要伸过手来拽方向盘了。
此前邦彦心中应该已经动了买房的念头，我俩的鼓励给他增加了勇气。半年以后，我和陈维远陪着他去售楼处交了首付——他没跟我和陈维远借钱，自己硬是把老房子卖了，搬到新家附近先租房住，再加上这几年的积蓄，交首付款足够了。
新房再有10个月就能交房，小区旁边就是配套的区直小学，按他的计划，到时领了钥匙就装修，再放半年的味，最多两年，他就能搬新家。
那天晚上，我们仨在常去的小酒馆喝酒到很晚。邦彦少有的喝得有了醉意，话也多起来。他说自己不是不想跟大家打成一片，可是别人隔三差五的KTV、洗浴桑拿，他哪儿舍得？只好选择跟别人保持距离。好在有我跟陈维远，虽然也玩，可比起别人花销小了很多……
小酒馆打烊后，陈维远招呼我们换地方“继续”。邦彦摆摆手，举起牛皮纸袋晃一晃：“不去了不去了，你嫂子还等着看这个呢！”
那之后，邦彦每月不仅要还房贷，还要另外攒些钱准备装修。好在他平时就很节约，收入也不低，应付起来还不算吃力。闲下来，我和陈维远照旧拉着他溜出公司到处玩，钓鱼，看电影，逛科技城……
老板又收购了两家建材厂，公司一步步被他打造得像一艘巨型战舰，昂首行驶在经济市场的大潮中，无惧风浪。就像老板曾在会上说的，我们感到以在此工作为荣，感到踏实。没人相信会有风浪可以摧毁这艘巨舰。
2014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低碳发展进入深刻变革新阶段”、“2013年以来，能耗增速开始大幅下滑”——类似的新闻在开始频现报端。
的确，从2013年开始，煤炭市场需求逐步放缓。我们公司由于有销售代理协议在身，有义务消化掉那家国有煤矿的巨大产能，不能单方面减少进货量。老板决定效仿2008年的操作——“在别人恐惧的时候疯狂”——开始大量囤煤，煤矿的产能照单全收。他相信自己的眼光：“煤炭经营玩的就是资本，打的就是时间差。”
由于业务萎缩，我们销售的收入小幅下降，但还在大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只是邦彦有点坐不住了：他的房子已经装修完，再放半年味就打算入住了。交房之后的维修基金、装饰费用掏空了他所有的积蓄，他说那是他感觉自己最脆弱的时候，比以前住3间平房还要脆弱，因为毫无积蓄，感觉自己不堪一击，不要说生病住院，就是手机摔了，可能都会打破生活的平衡——因为他甚至无法马上拿出换一部手机的钱。
邦彦没有心情再跟我和陈维远抽空溜出去玩了，下班后就开着公车干黑出租，赚起外快。
我们科室里不乏煤炭行业的“老人”，见惯了行情的大起大落，面对低迷的市场，一个个稳坐钓鱼台。他们每天早上打完卡也不必像以前那样着急出门了，都端着茶杯聊闲天。他们都不走，我和陈维远也不好再提前开溜。
“我们做的是煤炭贸易，又不是生产煤炭，销售价格降了，采购价格也会降，对公司利润影响不大。”另一个人说。
我听着不解，问：“可是都说买涨不买跌，这煤价一路下跌，老板还是一个劲地囤煤，中间的差价什么时候能涨回来？”
科长悠闲地靠在椅背上，微笑着，以关爱智障的眼神看着我说：“老板在这一行多少年了，他能不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囤煤是在帮助煤矿消化产能，将来等行情上涨、煤炭紧俏的时候，煤矿回报给我们的可就不止这点差价了！”
他们的这些看法在当时是行业内的共识。很多人钦佩于我们老板的魄力——几万吨十几万吨地囤煤，需要动用几亿元的资金，不是随便谁都能做到的。
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公司库存煤超过35万吨，最大的一堆煤已经不能用“堆”来形容了，更像一座小山，一辆辆的装载机把煤盘了一层又一层，远远看去，本来庞大的装载机变得和玩具一样大小。
有一次在电脑上查地图，切换到卫星实景的时候，大片的农田和村庄中间，赫然矗立着这几座黑色的煤山，格外扎眼。卫星图片上，黑色像山水画一样，围着煤山往外洇了很大的一个圈，才渐渐淡下来，过渡出绿色。
2015年春节假期之后，公司工作会议的重点是“把握机遇、严阵以待”。老板判断，市场行情经过一年的下滑，已经触底，未来几周之内一定会迎来抬头的迹象。35万吨煤，吨价上涨几十块就是上千万的利润，而一波上涨的行情，往往上涨几百块都挡不住。那时很多同行业者恨自己过于保守，没能提前做部署，看来这波涨价的行情只能摸到尾巴了。
公司去年的库存成本接近4个亿，好在市场行情如老板预期的一样开始上涨，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若是这波行情上涨能持续到我们消化完所有库存，公司不仅能化解背负了一年的成本压力，甚至成就一段逆转传奇。
可是，所有的好运在这一年的年初全部用完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一个非市场因素的劫数横亘在我们面前，这个“劫数”大到可以绊倒绝大多数不注重管理、过分依赖市场行情、赌运气的企业。
小的时候每次去我姥姥家，都会经过两家水泥厂，周围弥漫的灰白色粉尘使得行人掩鼻、车辆减速，至今令我印象深刻。一年深秋，我和陈维远去山西出差，半夜途经晋冀交界的山区，他下车抽烟提神，我也伸伸腰醒醒盹。当我俩不经意地抬头仰望山区的夜空时，都被那浩瀚的银河震撼了——记忆里，这还是儿时的夜空景象，而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夜空中只有孤零零的一颗金星与月亮呼应的画面。
公司办公室主任接到通知去区里开会，回来后告诉大家说，“上面要进行环保检查，各单位根据自己情况提前做好准备，积极配合”。大家以为这不过又是“一阵风”而已。几天后，中央台新闻滚动播出我们市领导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做出不带官腔、斩钉截铁的答复：“重疾需下猛药，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展环保工作！”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节点上，柴静的《穹顶之下》引起轩然大波，舆论一片哗然。我自己也陷入一种恐慌状态：出门戴口罩，家里安上空气净化器，甚至窗户也用胶带封住。我期待环境得到改善，但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我，见惯了那些整日轰鸣、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它们就像是野蛮的猛兽，真的能被彻底驯服吗？
本地的工厂成立之初，几乎都是未批先建，先斩后奏，趁着行情好先赚一波，上面查下来再补办手续。各种占用耕地、不达国家标准的情况屡见不鲜，环评就更是无从谈起了。我们公司做煤炭加工，不可避免地存在污染问题：煤炭露天存放造成的粉尘污染，生产过程中的污水排放致使周边农田作物减产甚至绝收。此前，架不住附近村里的村民抗议和举报，公司只能做出补偿，又出资帮村里建小学，逢年过节给村里老人发放慰问金，村里的“还建房”的冬季供暖费也由公司全部揽下，这样才暂时平息了下来。
2015年3月，中央环保部多个督导小组进驻各重污染区域，我们这里接受华东督察组督查。
从街头巷尾早餐摊上的谈资，到大小企业开会的指示精神，没有人敢再把环保检查当作儿戏。从这个春天开始，大中小型企业、建筑工地，史无前例地大面积、无限期停工停产。
我们公司以及公司所有的客户单位全都在停产整顿之列。公司所有业务几天之内全部停止，生产厂区机器的轰鸣戛然而止，往日川流不息的运煤车也全不见了踪影。厂区安静得出奇，让我们感到不知所措。老板出面安慰大家，说这是国家政策调整，不属于市场因素，大家都一样，要调整心态，对于整改要求要做出积极响应。
全面停产，复工无期，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老板只能暂时给员工放假了，“各科室负责人根据情况自行决定放假及值班留守人员名单”。公司里除了销售部以外，所有科室只留了科室负责人。销售业务虽然也停了，但市场信息、各单位情况还需要掌握，放假名额最少，只有3个人——邦彦赫然在列。
以邦彦的资历，他不应该被“放假”，大家都知道这是科长故意为之。科长仗着跟老板的亲戚关系，平时官架十足，我刚进公司的时候也常对我颐指气使。我好一番伏低做小，又有陈维远张罗着请了他几次客，给足他面子，才总算站住了脚。可是邦彦总说“我凭自己本事吃饭，用得着搭理你吗？”有一次俩人还差点在办公室动了手。
没有人撑腰，邦彦只能接受这个决定。科长用轻松的语气说：“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嘛！春暖花开，正好出去旅旅游，邦彦从进公司得有10年了吧，该歇歇了！”。
邦彦“放假”的第一天，我和陈维远多少有些担心他，便想找他一起吃个午饭。他在电话里说自己正在湿地公园钓鱼，让我们去那儿。
农历二月，草长莺飞。邦彦一个人坐在刚长出嫩芽的柳树下，戴着那顶旧渔夫帽和我送他的太阳镜。看到我们，他站起来伸了个懒腰，然后笑着摇了摇头。
他身后停着那辆当年定亲时买给媳妇的爱玛电动车，上面堆着装渔具的几个包——昨天下午刚从捷达王后备箱拿出来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嫂子看见你这大包小包的，没问你什么吗？”
“天不亮我就从家里出门了，那娘俩还没起呢。我没跟她说放假的事。”停了一下，他抬起头接着说，“我没事，你们不用担心。”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安慰他，陈维远也没有说话，我们仨都盯着不远处的浮漂，各自想着心事。
论资历、能力，我还不及邦彦，要不是他跟科长以往的过节，这次被放假的也有可能是我，这让我觉得有些亏欠他。正这样想着，邦彦缓缓地开口了：“你们知道我现在什么感觉吗？”
我和陈维远面面相觑，不知道邦彦是什么意思，他把目光转移到河对岸的远处，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就是觉得自己傻！以为跟着老板多干了几年有什么了不起，还他妈幻想干到自己退休刚好能还完20年的房贷！哪有什么退休啊！老板不过就是动静折腾得比较大的民营企业家，到现在都没给员工上社保，还他妈要做大做强、要上市呢！”
邦彦抱着胳膊，脸上带着强烈的鄙夷。我和陈维远都默然地点点头，没有接话。邦彦继续说：“轻松的日子过得时间长了，就自我麻痹了，都忘了我们是连劳动合同都没签过的临时工而已。”
陈维远有些不甘心：“你再去找找老板呢？跟他这么长时间了，不能一点人情不讲吧。”
邦彦烦躁地摆摆手：“他是没看放假人员的名单啊，还是不认识我的名字啊？没意思，真的，没意思！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不行我就跟我们家老三去送快递！”
其实以他10多年煤炭行业销售的资历，去一家用煤企业——例如焦化厂、发电厂、地板砖厂——另找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问题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些企业因为“涉污”全部关停。
陈维远忍不住反驳他：“你干销售这么多年，自己的经验、人脉说扔就扔了？30大几的人了去送快递？隔行如隔山，哪儿那么容易啊！再说了，这次只是放假，环保检查总有结束的时候吧，到时候你还得再回来啊！”
陈维远说的不无道理，这次“放假”并不是“辞退”，邦彦有这么大的反应，无非是他现在每月要还房贷，工资万万不能停；另外就是感觉到了老板的冷漠和科长的羞辱。
邦彦提起鱼竿一边换饵一边说：“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最不济我把新房卖了，重新回去住我那3间平房去，还独门独院，未必就不好！”
“到不了那一步，我的高哥！只是放几个月的假，几个月之后还得回来上班，存了那么多货，不都指着我们科室发出去嘛！攒了一年的劲，这次还不来个触底反弹，干一年顶两年！”陈维远边说边笑地撞了一下邦彦肩膀。“房子绝对不能动，你可以回去住平房，可你考虑过嫂子和你女儿的感受吗！实在不行，我和建文一人帮你还两个月房贷！行吗建文？”
其实我和陈维远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虽然没“放假”，可是连最基本的销售提成也拿不到了，每个月只有1500元固定工资。我之前赚一个花俩，买了辆车，3年的分期刚还完，本想着卖掉换一辆更好点的，现在只能死了这个念头。
邦彦听了我们的话显得有些不知所措，来回转着头看我们俩。他一惯不喜欢煽情，只点点头说：“好！那我得请客。不是来找我吃午饭吗，今天我请，塌煎饼，一人俩。”
鉴于本地市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恢复生产，公司决定边整改边开拓周边省市新市场。未受环保风暴波及的徐州市由于工业相对较发达，成为首选地区——只是开拓新市场的人选成了问题，大家干惯了顺手的活，都知道开新市场的难度，没人愿意接这份苦差事。邦彦在钓了一天鱼之后再次回到公司，领了这份差，一个人一台车，开赴徐州。
到了6月份，只有少数不涉及污染的轻工业企业开始复产。我们公司由于不涉及气体排放，整改要求相对容易，顶着巨大的财务压力，出资加盖钢结构大棚，保证做到密闭式生产；又新建污水沉淀池，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签过保证书之后，达到了复产要求。
本以为劫数将尽，可是下游客户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焦化、水泥、冶金等行业，存在的污染问题严重，整改时间远远超过我们。比如，一家焦化厂需要上烟尘脱硫设备、厂区密闭、道路硬化、厂区绿化等，加起来预算超过1个亿。这笔钱不投，就等着拆除设备，四五百号工人全部下岗，根本不可能再开工。
这时候银行又来了。国家政策转向，去产能，调结构，煤炭相关行业成了众矢之的，刮起一阵“妖煤化”之风。那个时候身边的亲戚朋友，凡是知道我在煤炭贸易公司上班的，见面一定问：“你们公司受环保影响挺严重吧？”跟煤相关的企业在银行系统立刻成为了劣质客户，贷款收紧，已经贷出来的钱还没逾期，银行就上门催还，甚至开始算计着我们公司哪块固定资产值得抵押——其中就包括那35万吨煤。
那段时间邦彦在徐州，陈维远在公司坐不住，总拉着我去老客户那儿转。大家都忙于环保整改，业务无从谈起，后来我就懒得去了，整天无所事事地待在办公室玩游戏，玩累了就去“煤山”转上一圈。这座小山矗立在这一年多，被雨水冲出了深深浅浅的沟槽，斜坡上还长出了不知名的野草。
没人知道这场环保风暴什么时候才能过去，也没人知道公司还能不能挺过这次风暴。此前在公司集资的民间资本开始慌了，到财务室要求撤集资款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后来他们在公司门口聚集起来，拉着白底黑字的横幅，要求撤款。老板是区人大代表，经过这一番折腾，社会影响恶劣至极。
有一天中午，他让我带他去区政府，说去找相关领导188金宝搏，解释我们已经达到环保整改要求，阐述这些年他纳的税超过2个亿，提供就业岗位300余个，希望政府可以出面跟银行交涉，缓解一下贷款压力。
那是我进入公司的第七个年头，十分清楚公司面子什么样、里子什么样。我当时就叹了气——公司的管理混乱，财务亏空巨大，现在被环保风暴扯掉了遮羞布，用我们当地的一句俗语说就是：杀倒蜀黍显出狼来了。即使真的能暂缓还贷半年或者一年，就能救得活公司了？老板只是病急乱投医，不愿意放弃任何希望罢了。
在那个盛夏的午后，我和老板等在区政府前人工湖边上，毒辣的太阳下，只有一小块柳荫可以乘凉。午休时间，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安稳地睡午觉，路上不见行人，偶尔有一辆汽车驶过。此起彼伏的蝉鸣声中，老板第一次跟我聊起了家常，问我爸妈多大，身体如何，兄妹几人。得知我家境普通，还说了一句：“这就很好啊，很幸福……”
我仍清晰记得那天老板站在新一季度的纳税排行榜前、注视着那张大红色的榜单时落寞的身影。那张榜单上已经没有了我们公司的名字，TOP50的企业中很多是新晋公司，这张一向稳定的榜单，已经重新洗了牌。
我们销售部，几个有门路的人已经另谋出路，干脆不来公司上班了。剩下的人跟我和陈维远一样，还留在公司。因为一是暂时找不到更好的出路，二是心里还残存着一点公司可以遇到转机的幻想。
陈维远把工作精力转到环保达标、已经恢复生产的建材领域，只是建材行业对煤炭需求量太小，所以往往是事倍而功半，收效甚微。
我之前自认工作体面，生活悠闲，现在抛开公司单看我自己，竟是无一技可以傍身。思来想去，偷偷报了会计班，想着再找工作188金宝搏官网，好歹有个证书什么的吧。
此前放假的好多人原本还期待着公司复产，现在不得不认清现实，另做打算，想着下个月的房贷车贷如何着落。能供他们就职的工厂多数都还在停产整顿，完成整改的工厂坑少萝卜多，根本没有多余岗位。我们就是那辆高速前进的经济列车上没系安全带的人，在这一场颠簸中撞得眼冒金星，六神无主。在学校、小区这样人员密集的区域，小商贩多了起来，有一些同事直接开着私家车，打开后备箱开始练地摊。
这个时候社会上各种谣言纷起，说铁腕治污的市领导根本不懂工业生产——“大型工厂限令24小时停产，做不到就拉闸限电根本就是儿戏”；“钢铁厂高炉来不及做保温处理，因拉闸限电，炉缸温度骤然降低，造成炉缸冻结特大事故”；“玻璃厂高温的石英玻璃也全部报废在生产线上”……更有传出本地多家企业老板联名到北京状告市领导，要求给予经济补偿。一些受环保影响丢了工作的人甚至抱着看市领导笑话的态度，积极散播这类言论，为的只是宣泄不满的情绪。
邦彦在徐州的情况也比预想的还要困难。英雄所见略同，原本活跃在我们这里的经销商很多都选择转战徐州谋求生存，搞得徐州地区煤炭市场供求严重失衡。邦彦硬是挤出一条路，跟一家焦化厂签下供应合同，可当这一纸合同传回公司的时候，他等来的却是公司已经破产的消息。
那段时间没有人能见到老板，但好多人都有集资款没收回来，所以都密切关心着老板的个人动向。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电话通知，说老板要跟大家开个会。为了避开追债人，会议时间定在晚上8点以后，地点选在分厂的一间小会议室。我们在那里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在晚上10点的时候，一脸疲态的老板现身了，脸上已经不复往日荣光。
这场会议没有多余的发言，只是老板一个人陈述他的想法以及以后的计划。他清晰地认识到公司存在的种种问题：狭窄经营、管理松散、任人唯亲，依托行情盈利的时候贸然去陌生领域投资，没有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说人话就是：这几年步子迈大了，扯着蛋了，即使没有这次环保政策的影响，公司走到今天这样的结局也只是时间问题。环保风暴是一根金箍棒，把所有妖魔鬼怪立时打出原形，也像是一次大浪，要淘汰掉那些疏于管理、野蛮发展的公司，而留下真正经得起检验的企业……
老板不甘心就这样收场，决心重整旗鼓。多年苦心经营的公司破产了，但购销体系还在。只要拉得到资金，他相信自己能渡过这一关。他说服了几个最大的债权人，借助我们公司原有的购销体系，以债权换股权，成立以某一位债权人为法人的新公司，还许诺大家所有债务他都认，恳请大家给他喘息时间。
“总之一句话，还是得坚持！环保整治已见成效，各单位相继达到整改要求，复产在望，就差最后一口气了，谁坚持到最后谁才有活下去的希望！”老板一改此前开会常用的蹩脚普通话，用我们本地方言如是说。
老板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市场精准的洞察能力。他又一次预测准确——煤炭市场果然在长达一年多的“环保风暴”之后开始了强势反弹。
只是，这看似不长的一年时间，已经把本地企业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洗牌，没有给老板那个换了法人的新公司活下来的机会。
我没有选择进入新公司，我意识到，我们这些曾经享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来经济高速发展红利的一代，也到了需要承受经济转型所带来阵痛的时候了。
经过好一番硬着头皮的求职经历之后，我在一家物流公司找到一份统计的岗位，跟以前的工作内容完全不同。这里都是20出头的年轻人，精力充沛，工作热火朝天。我不得不在即将30岁的时候跟在他们身后从头做起。加班成了常态，工资待遇也比以前低了一大截。但是没有办法，以前浪费了太多时间，现在是偿还的时候了。
陈维远辞职在我之前。他自己在这个行业积攒了多年人脉，也是我们仨当中业务能力最强的，他说“不练一下不甘心”，尝试去给工厂企业操作些小宗物料，经过一年时间之后，还是赔了。他感叹自己“原来能力有限”，也就死了心，开了家饭店。以前爱玩爱热闹的他现在每天起五更睡半夜，一点偷闲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他，可能是我们以前过得太舒服了，现在这种累和艰难，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
高邦彦又在老板的新公司坚持了半年，被安排到更远的山西一个大山深处的煤矿去发货，条件相当恶劣。他当然知道不能继续在那里耗下去了，但是他一天也闲不起。
再后来的事情，我都是从以前同事口中听说的了：老板欠下的债务，从几千万到上亿说法不一。但他没有跑路，没有放弃煤炭行业，仍然千方百计地在幕后做着工作，只是很少有人能找到他。
去年秋天，邦彦离开了山西，离开干了十多年的煤炭销售行业，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间小小的门面，卖起了水果。
他是还在大山深处的时候就开始盘算这件事的。邦彦说他想了很久，要转行的话，以自己这点实力最可行的是做个小商贩卖水果。他本家有个堂哥就开水果店，有很多进口高价水果，当年是从摆地摊开始，现在年收入轻松6位数了。
邦彦并不奢望自己一开始就能有他堂哥那样的收入，只要能够在还上房贷之余满足生活开销，老婆孩子热炕头就知足了。他媳妇当然是赞同的，这几年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肯定希望自己老公能在身边。在她朴素的价值观里，比起老公有个看起来体面的工作，真不如自己做点稳妥的小本买卖、能够多攒点钱更让她觉得踏实，或者说，是日子更有“奔头”。
就这样，曾经那位朝九晚五、穿衬衫西服、开捷达王的业务经理，现在穿着夹克、牛仔裤，开着一辆二手的机动三轮车，每天天不亮就去各大水果批发市场进货。
陈维远每天也是天不亮就去菜市场采买，晚上十一二点还要在柜台打着哈欠按着计算机对账；我则以老大哥的身份混在一群年轻人当中，事事还要向年轻人请教，总有一种当了留级生的感觉。
前不久收到邦彦的微信留言，约我去陈维远那儿吃饭。他告诉我，现在在微信上卖货渐渐多起来，白天老婆看着店，他接了微信上的单，骑着电动车到处送货。女儿放学以后先接到店里写作业，晚上关了门一起回家吃饭。
他的店取名“四季水果店”，说人生就像四季，不管你喜不喜欢都要经历，也终究都会过去。我们仨现在的路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应该都是最好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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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我收到薄薄的一纸判决书：“本院认为，原、被告系自由恋爱、自主结婚，双方结婚多年并生育一子，有一定的感情基础。为了更好地维护家庭稳定，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对原告诉请离婚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在意料之中，却又超乎情理之外。
这一年艰难诉讼的时光格外漫长、难熬，陪伴着我的好友们得知结果，几乎都是同一个反应：“证据齐全怎么就还不判离？女人离婚才是世界上最难的事！”他们和在无数个日夜里纠结此事的我一样，无奈又气愤。
可无论何种情绪来袭，无论未来还需要多少次奔走，我对于离婚这件事的无比坚定，从未变过。
2022年8月，常住地的区法院正式对我起诉老莫离婚纠纷一案进行立案。收到传票后，从未做过被告的老莫立马炸了毛。最爱面子的他大概永远也未曾想过，相处十多年的妻子会将他告上法庭，毫无征兆，且不留余地。
老莫不知道我彻底放弃这段婚姻的根本原因并不是他出轨，而是摊牌之后他用拙劣的借口拒不承认，并且暴虐地对待我和儿子康宝，毫无悔意。那一刻，我百分百确认，这个男人不配继续和我共度此生。
我带着康宝火速搬家。起初，老莫以为这只是我的一时气愤而已，过了一两周仍不见我有任何妥协，便开始不断打电话威胁：“只要让我看到孩子，我就立马把他带回老家，你不撤诉，一辈子别想见他！”
考虑到孩子的读书问题，我在学校正对面的小区整租了一套三室两厅，距离原本的家只隔了两个路口。租房协议用的都是我母亲的身份证签的，就是怕老莫知道我的新住址。没想到，他很快就在夜里找过来，威胁我开门，直到物业来人才肯离开。后来我才得知，他是从在中国移动工作的朋友处查到我手机办理了新的居家网络，从而得到了我的新地址。往后的半个月，他又上门来敲过几次，见无人回应，只好作罢。
暑假结束前，我跟康宝的班主任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如实说明目前家里的状态。班主任老师同为女人，在我平静的叙述里能与我共情，她的一席话让我安心：“以后放学家长接送时，我只认你和孩子外公，我也会和其他值日老师沟通好，在学校肯定不会让孩子爸爸在你不知情时带走他。”从老家赶来帮我照顾康宝的父亲也总宽慰我：“大部分无赖都是嘴上喊得欢，实际什么事也不敢做。就算他把康宝抢走，也没人愿意帮忙照顾的。”
我想了想，确实，老莫失去了我和孩子，好像就成了一座孤岛：酒肉朋友不会照顾他的起居、关心他每一种小情绪；老莫的爸妈连续照顾两个孙辈多年，早就想过自己的生活；小姑子珍珍刚刚二婚没多久，自然也不会让人打扰到自己的第二春。这么一个平日里耀武扬威的男人，其实身边并没有几个靠得住的亲朋。
见不到我，老莫只能时不时打电话来吵，无非围绕着几个“狠招”——要么叫嚣带孩子回老家再也不让我见到，要么扬言一早来我公司闹，让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把老公告上法庭的泼妇，要么就乱喊一通让我爸妈和律师不得好死的俗言烂语……那时的他之于我，真的从枕边人摇身一变成了无赖泼皮。
见我不为所动，隔了一个月后，老莫的态度慢慢缓和下来，开始示好，时不时借着给儿子送牛奶、水果的由头，对我说些软话：
过往他那些从未兑现过的承诺，如今成了强心剂一般，坚定了我离婚的决心。我对他说的任何一句话不为所动，绝不会把自己的善良变成刺向自己的尖刀。
在老莫又一次的言语威逼后，我还是拨通了公婆的电话，用最平静的语气告知他们儿子出轨的事实，发送开房记录、小三的录音供他们查阅。婆婆只是淡淡回复了一句：“搞成现在这样，你们俩都有错。”在那之后，我拉黑了她的微信，因为内心已经确定，这样宠坏儿子的母亲，不会讲道理，她只会站在老莫那一边。
10月10日，法院邮寄了传票，通过短信发送了《案件受理告知书》等一系列的文书。在缴纳诉讼费后，又等了些时日，我的代理律师吴叔告知我：“案子将在11月14日开庭。”
收到传票后的老莫又暴躁了几天，还是老三样，上门敲门试图面谈被拒，电话威胁我：“不撤诉就弄死你！”我早就习惯，只是笑着表明自己的态度：“随便！”他甚至还来我公司找过我一次，只是恰巧我外出工作，早就知道此事的前台同事并没有过多搭理他。
我一直满怀期待地等待开庭，老莫不闹腾、情绪平和的时候，我也会让他带着孩子过周末和爷爷奶奶见面聚聚。我知道即便自己被伤害得再深，也不能剥夺孩子享受父爱和祖辈关心的权利。
搬家之后，我很少像过去一样郁郁寡欢，甚至连续几个月都没有哭过。有爸妈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我有了更多空闲时间跟康宝独处，陪他运动、休息、游玩。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爸妈和康宝一起出门，露营、参观矿物博物馆、植物园，又或者去吃各类美食……
从康宝出生开始，家里一直是“丧偶式”育儿。老莫不管孩子的学习，但在康宝考试分数不好时，他会扮演“严父”的角色，狠狠地打骂孩子。他很少下厨给孩子做饭，如果康宝不舒服，他就会抱怨是我们做的饭有问题，害孩子得病……在老莫眼里，女人的职责就是确保孩子身体健康、心智聪慧，但凡有一点问题，就是母亲的失职。作为父亲，他觉得自己有权利随时对家人发火，对儿子进行管教。老莫偶尔会带康宝出去吃饭、玩耍，这些本应是一个父亲的日常行为，在他看来却成了自己额外的付出和贡献。
分居后，康宝不再受到父亲突如其来的坏脾气困扰，我们通过理性沟通来教育孩子。康宝的生活变得更加开心、充实和自信。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床边给他修剪小脚趾甲，他突然摸了摸我的脸：“妈妈，以后我长大了，要给你买宝石头盔。”我愣了一下，然后明白了他说的是电影里女王戴的皇冠。我忍俊不禁，心里却有汩汩暖流涌过。
等待开庭的日子里，老莫对我来说仍是一枚随时会爆炸的炸弹。我在网上阅读其他离婚故事时发现，有一位已经离婚的女士出了意外，她的前夫不仅自动成了孩子的监护人，还能够合法地使用孩子从母亲处继承到的所有遗产——原来，即使离了婚，老莫也有可能用着我的存款，继续花天酒地。
在意识到有这种可能性之后，我迅速委托律师起草了遗嘱，并前往公证处办理公证手续。当天，我带好户口、身份证件，以及名下财产的证明文件，包括房屋产权证、银行存单。同时，我还向目前工作的公司索取了亲属关系证明等文件。在公证处人员的指导下，我填写相关文件，缴纳费用。至此，我的遗嘱才合法地完成了公证。
往后，如果我不幸身故，所有现金存款将归父母所有。我相信他们会善待唯一的外孙。至于房屋、车子，我所占的部分将由孩子继承。
遗嘱生效的那一瞬间，我感到安心了许多，获得了额外的保障，同时也消除了一份潜在的风险。
“双11”当天，法院突然通知我，老莫提出了“案件管辖权异议”，需要我前往法院进行沟通。
待我匆匆请好假赶到法院才得知，老莫开具了一张他在小姑子珍珍所居住的小区长期生活的证明。我知道证明是假的，却也毫无办法——想来也是讽刺，那套房子是珍珍为了提防二婚老公偷偷买下来的，当时我们还特意陪她看了很久的房源。老莫那时跟小区物业混了个脸熟，这一纸证明想必开得格外轻松。
我面前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通过车辆进出、水电费缴纳明细等等证据，证明老莫其实仍一直住在我们婚后购买的居所，要么直接同意变更案件的审判区域。法官与吴叔都建议我，不如按照老莫提出的申请，答应更换法庭，移交案件的速度一定会比举证、再次跟被告方确认等等流程快速许多。
吴叔无奈地说：“你这个老公不简单，一定也是私下里咨询了律师，依法合理拖延时间，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
原本预计案件移交完毕能在2023年1月开庭，谁知新冠席卷了整个城市。等法院的工作人员跟老百姓一样“阳完了”，各个区的法院都积压了很多案件，再着急也只能规规矩矩地排着队，等开庭排期。
今年1月初，全家首次“阳康”，父母还有些咳嗽，加上康宝的寒假并不长，我们一致决定，今年就在本地过冬，没有像往年一年去一个暖和的地方过年。
除夕夜，我们做了些家常菜。没有“外人”在，我陪着爸妈和孩子一起看春晚、打打斗地主，其乐融融。晚上9点，老莫打来电话，说要来接孩子去我们原本的住所和爷爷奶奶放烟花：“今晚就让他住我那边，也让我好好陪陪他。”
我并不愿意让孩子大晚上来回折腾。我们分居后，老莫从没给过一分抚养费，孩子生病、日常检查身体都是我请假带他去医院。他爷爷奶奶除了偶尔给他买一堆垃圾食品和零食，从未想过到底什么样的生活和习惯才是小朋友真正需要的。
老莫和他的家人永远只在自己有空、有精力的时候出现，对康宝展示所谓的亲情和爱。在我眼里，他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只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的父母也并非明事理的长辈，他们极度爱面子，在新年这种需要“一家团聚”的时刻，才想起小孙子“应该”陪伴在身边而已。
父亲劝我：“毕竟孩子是他们家的长孙，你婆婆虽然不明事理，但康宝小时候那几年也是由她带大的，过年么，就让他去那边吧。”
有了我的应允，老莫很快接走孩子。可快零点敲钟时，康宝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妈妈，我想回我们自己家。”
那一晚，全国人民大概都在团圆，我和母亲在新年钟声响起之前，步行去了旧居所，接回了伤心的康宝。孩子回到家里，我才知，老莫把孩子丢给爷爷奶奶后，在大年夜就去跟所谓的朋友喝酒、打麻将了，压根就没回家。在老莫父亲眼里，零点之前不放鞭炮就炸不走第二年的霉运，而康宝一心想等着爸爸回来再放烟花，拉着爷爷不让他动买好的鞭炮，同样暴脾气的爷爷就冲他发了火。想着准“前公婆”的样子，我只觉得可怜又可笑，是怎样愚蠢的父母才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又安抚不了自己的孙子？同时，我的内心却有着一丝另类的雀跃：还好我同老莫分居，并且无比坚定地坚持离婚，不然，在未来的无数个节日，我都会被老莫和他一家各种不可理喻的事情所牵绊。
春节过后，我仍盼着案子能早点有进展，拖到了2月，老莫申请移交的法院才接收了我的案子。又过了1个月，律师通知我：“咱们的案子，排到5月底开庭，这都算快的。”
原本我对吴叔是极度信任的，他的女儿是我和一位闺蜜欣欣共同的朋友，之前欣欣也经历了一场离婚大战，请的吴叔帮忙处理，才争取到了想要的结果。出于“熟人”间的信任，在确定要诉讼离婚之后，我就第一时间找了吴叔咨询。
吴叔年近50岁，有着丰富的办案经验和圈内人脉。去年8月，我把所有梳理好的证据呈现在他面前——一叠厚厚的资料，包含老莫1年内的微信账单流水、在外开房水单，多段录音，包括他威胁我的录音以及小三承认他们不正当关系的录音。另外，还有2021年年底老莫和我因琐事大吵一架后去民政局申请离婚登记的回执单。只是那次冷静期过后，他又反悔不愿意离，彼时我还不知道他已经有越界行为，考虑到康宝的成长，也只好作罢。
我将大概的纠纷经过细细讲给吴叔听，并告知我的诉求。吴叔表示：“像你们这种之前就去登记过离婚申请，只是冷静期到了又没去的，又有对方开房证据，那应该能在3到6个月之内解决。”
那时，我还不知道《民法典》颁布后，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处理“习惯”——不涉及严重的违纪违法行为，且一方不同意的前提下，首次起诉都不会判离。听闻吴叔淡定的承诺，我便很痛快地把案件交给他代理。
起初吴叔表现得很积极，整理好文书、诉状等等，很快就约我一起去法院立案。案件的代理费根据原被告双方资产估算来定，吴叔告诉我：“你这个案子，如果按市场价来说，至少要10万到20万元的费用，你是我女儿的朋友，就给5万的辛苦费吧。”他还表示，这就是包含除了法院诉讼费之外，跟案件相关所有的费用了，会一直负责到我实现离婚目标为止。
当时我只想着有钱律师才好办事，很痛快地一次性支付了全部代理费。因为律师费算是打了折，我心里过意不去，所有证据都亲自收集，整理得清清楚楚。原本有些该律师出面处理的部分，我也尽量自己办理，尽量不麻烦吴叔。我知道，作为资深律师，吴叔手上一定还有许多其他案件要处理。
直到老莫开具虚假居住证明、申请更换审判庭来以拖延时间时，我才意识到打官司还有许多合法的“漏洞”可以利用，而吴叔从未告知过我这些。从一开笃定地说案件会在6个月内处理完毕，到后来案件由于各种正当理由而被一拖再拖，吴叔只是表示：“我也不知道你老公这么难搞。”“那刚好全城都阳了，法院就是这个效率没办法。”
在诉讼期间，吴叔并没有提醒我去开分居证明、保存租住居所水电气缴费单等可能对我有利的细节。但我又不能完全说吴叔不负责——在案件从原法院移交到新法院的过程中，吴叔去档案室托了熟人，才把我的案子从小山一样的文件堆中找出来，亲自送去了新法院的接收室。否则，我的案子估计要到下半年才开庭了。
在等待移交和开庭的日子里，我逐渐认清现状，抱着“永远把解决问题放在第一位”的心态，开始自我治愈。
分居后，我突然拥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爸妈不仅帮忙接送、照料孩子，还做花样繁多、营养全面的三餐，像洗碗、清扫、采购居家用品等等家务都不要我沾手了。那些以前需要我花费大量时间承担的“责任”和隐形的“家务”，突然就从我肩头卸了下来。和公婆一起生活多年，我一夜之间又做回了爸妈的“宝贝女儿”。
有时间去做喜欢的事，我的幸福感也大幅度增加。每周，我都会去游泳、练瑜伽，偶尔还会“撸铁”、做力量训练。原本总是延迟的生理期变得规律了，即便因为工作原因需要晚归或应酬，我也再不会压力重重——毕竟现在的家里不会有埋怨我“怎么不按时回来带孩子”的公婆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换发型、做美甲、做美容，买自己喜欢风格的衣服，按自己的时间和闺蜜们聚会，不再有人以批判的目光审视我的一切，询问我花了多少钱。
除了日常生活的“升级”，我还去体验了以前一直想做的事情。结婚那年，由于老莫忙，我们连婚纱照都没时间去拍。现在想想，也许这是命中注定的。我约了摄影师，一个人去拍了写真，记录自己即将恢复单身贵族的时光。我还和朋友一起去潜水咖啡厅体验自由潜，去福州旅行放松身心，带家人参观了孩子最想去的省博物馆……如今，我做所有事情的前提只有一个：心里开心，卡里有钱。再也不用等着另一个人反复承诺，最终收获一场场失望了。
初春时节，我带着孩子回到原住所去拿当时没来得及带走的一些衣物和课外书籍，老莫用平板电脑新装的游戏支开康宝，把我强抱回主卧，企图和我发生夫妻关系。我冷静地告诉他：“你再敢碰我一下，我就告你婚内强奸！我最后跟你科普一次，《刑法》规定，婚内强奸可以判到3年以上、10年以内。”
在我毫不留情地奋力抵抗中，他只好悻悻作罢。那一张欲望不能被满足的嘴脸，只让我觉得更加恶心。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回原来的家接孩子或者拿东西，关乎接送孩子的事情，也只愿意在公开场合处理。我买防狼喷雾，以防万一，也开始规划去学习点格斗或者散打技巧。
4月初，法院通知我缴纳1万5千元的诉讼费。随着开庭日临近，我开始在抖音、小红书平台上搜索关于离婚案开庭的注意事项，希望能够做足准备，争取到最好的结果。通过在网络世界观看各种案例和经验分享，我才意识到，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女人实在是太多了。然而，大多面对另一半出轨、家暴、赌博等问题无法协议离婚，也对诉讼离婚、保留证据、维护资产等方面毫无头绪的年轻女性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在往上留言询问，查看无数个帖子后，纠结如何迈出第一步。
在那段时间里，我开始定期在小红书上分享有关查证另一半出轨、起诉、合理合法取证、聘请律师和在诉讼期间如何重塑自我等攻略。在简单陈述每个阶段的故事后，我提供了具体注意事项和操作方法。
令我惊讶的是，短短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的粉丝数量从最初的30人增长到了近400人。每晚登录后台，我发现全是女性发来请教各种问题的私信。有被丈夫家暴3年多的乡村农妇，身上毫无分文，不知道如何离婚；有和我一样的城市白领，丈夫反复出轨，但孩子太小，不知该做出怎样的决定；还有一位怀孕的年轻女孩，去警局领回因嫖娼被抓的丈夫，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生下两人的孩子……
我认真阅读完每一条私信，尽量利用我在危机公关方面积累的经验，给她们一些客观的建议。然而，我知道这些私信背后一定隐藏着无尽的眼泪和无奈。她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面对自己破碎的生活时，仍不忘宽慰我几句，甚至有些女孩的问题远比我所经历的更加残酷和严峻。
后来我发现，自己原本随意的分享、记录以及与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的对话，也在慢慢治愈和提醒着我。通过她们，我得知了保留分居后的缴费明细和租房合同作为未来有力的证据的重要性。有人提醒我，首次起诉如果没有判离婚，应该如何申请法院退还诉讼费；也有人留言说，首次起诉99%都不会判离婚。她们温和又坚定地向我提供着关乎离婚的所有细节，要我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建设……有些女孩们无私地分享给我的细节，甚至连我的律师都没有告诉过我的。
在我做开庭准备的期间，早已失去工作的老莫告诉我，他一直在积极面试，只是不想以离异的身份入职，一旦找到工作，他将按照我的意愿办理手续。然而，我依然不相信他所说的任何线月底，老莫告诉我，他陆续参加了几家公司的面试，有外企，也有本地龙头企业，但他总觉得岗位不够高或者薪酬达不到预期，或者招聘被取消。1年半过去了，他依旧闲赋在家。
我则焦灼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首次开庭日。开庭前几晚，每到凌晨，我都在脑海里反复模拟我和老莫的对峙场景：如果他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我要如何应对；我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才显得得体又慎重；如果他在庭上暴怒又要打我，法警会不会及时制止……
5月30日，我和吴叔提前半小时到达法院。通知上写着开庭时间是9点30分，但直到10点，法官才匆匆赶来。老莫那天压根没有出现，这次没有被告的开庭，成了“走过场”。
法官是一位女性，接过我们的诉状后，她简单地看了眼，没有在庭上查看我整理的一沓证据，只是例行询问了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孩子多大了，什么时候结的婚，大概的资产状况等等。
没有律师的辩护，没有庭审上的对峙和辩解，整个开庭过程不到15分钟就结束了。看着空荡荡的被告席，吴叔突然对我说：“按法官的意思，这次被告不出席，你们又涉及大额资产分割，应该是不会判离了。”
我内心霎时既委屈又愤慨，原本想反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承诺我6个月内一定能解决呢？”
当天下午，老莫假惺惺地打来电话，声称自己前一晚有应酬，所以早上没起来。他表示，如果我不争抢房产、车子和车位，双方各自存款不动，他愿意给我50万的补偿，调解离婚。我挂断电话，不禁冷笑，这些糟糕的借口只让我更加坚信，不论花费多久时间，耗费多少精力，远离这个无耻的男人是我此生做出的最正确的抉择。
后来，我们共同的朋友告诉我，老莫背后有一位也不愿意与发妻离婚的朋友给他支招儿。不出庭，就表达自己不愿离婚的意愿，我国法官平均每年要审理500多起案件，每个人都超负荷运转，涉及离婚案且被告不到场，法官就会“走过场”，一定不判离。这样，老莫就能在未来的一年半载里，再想想办法。
只有我知道，老莫为什么如此拖延离婚这件事——他并非多爱我，只是对他而言，离婚是弊大于利的。中年男人不肯离婚背后的真相，无非是考虑经济成本、时间消耗、年龄焦虑以及面子工程几个方面。对他们来说，失去免费保姆、失去一个能够分担风险的伙伴比失去情感更让他们痛苦。更何况，他失业1年多，如果再找不到工作，晚一点离婚他就能多分走一部分我的收入。
所以他仍然时不时地跟我道歉，希望我能带着孩子搬回去，只是依旧不承认自己出轨。我非常相信偶尔读到的一句话：要是你什么都能原谅，那你经历的一切都是活该。对没有道德底线的人狠一点，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公平。
首个开庭日失败，根据法院的效率，还需要等待2到3个月才能得到判决书。尽管知道大概率的判断结果，我仍然决心全力以赴，在这段时间里，合理合法地做我能做的一切，争取在首次起诉时就能获得离婚判决。
我一遍又一遍地梳理手头的证据，其中包含老莫和小三开房6天的记录，小三亲口承认事情经过的录音，他殴打孩子的视频以及无数次威胁我和家人的录音。此外，我还有一沓厚厚的他的银行流水账单，里面记录着他无数次在酒吧和KTV的大额消费，以及为小三购买奢侈品的情况等等。后来，一位小红书的粉丝提醒我，我还可以补充孩子亲口描述爸爸打妈妈以及孩子愿意跟着我生活的视频作为证据。
知道吴叔心思不在我的案子上，我又去找了几位不同的律师咨询，甚至还找了远在天津做法官的大学同学请教。
在6月底，我重新前往法院，递交了一套新的资料作为补充证据，以支持我的案件。这些资料包括之前老莫威胁要藏起孩子而我报警协调的出警记录、儿子亲口录制的视频，以及我对案件的客观补充说明——法律规定如何、本案事实如何。希望通过清晰的逻辑和铁证般的事实，打动法官。
7月底，老莫突然联系我：“有猎头给我提供了一个青岛的高层管理岗位，已经面试几轮，你一直不回头，那我可就准备去了。”
想到老莫能离开我和康宝居住的城市不再骚扰我们，我爸妈都开心极了。我立马趁热打铁，想要劝说他同意离婚：“那不如你告知法官你同意离婚，一审我们就让法院做资产分割。”
老莫电话里虽然同意，可我知道，这事儿也许另有波折。果然，在联系吴叔之后，我得知双方确认离婚意愿，必须本人亲自到法院说明情况并签字。
但凡任何需要老莫花时间的事情，总是不会太顺利。我们原本约定在周三下午2点见法官，但老莫临时又说：“新公司要我打印银行流水，隔天就去报到，我可能要晚2小时到。”我和吴叔只好向法官道歉，又重新约定了下午4点的时间。然而，到了4点，老莫却不接我电话，只发来微信：“我这边还没搞完，这事儿是小事情，没我入职重要，等下次回来再说吧。”
自从我踏上诉讼离婚之路，就像是一位苦行僧，万般意外和无奈都成了一种修行。经过2个月的焦灼等待和不断自我治愈，我终于收到了一份判决书，正如吴叔所预料的，首次起诉并未获得离婚判决。虽然我早已做好心理建设，但想到因为离婚未能成功而浪费了一年的时光，心里难免失落、难过。
在老莫启程奔赴青岛入职的第二天，我和老莫共同的朋友小西，不知从哪儿得知了我起诉未判离的结果，他主动跟我说：“姐，其实有件事情我应该早点告诉你，老莫曾因性骚扰被报警过，这事儿也许对你有用。”
在小西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才得知，从2022年9月起，也就是我和老莫分居的第二个月，老莫便开始跟一个女孩搞暧昧。11月，他喝醉了酒，试图强奸那个女孩，对方报了警。
我和小西只是点头之交，很意外他愿意这么帮忙，甚至给了我那个女孩的电话。他一再跟我道歉：“我知道老莫脾气不好，也只敢在他离开以后才说。其实，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的。”我笑笑表示没关系：“没有离不掉的婚，多消磨一年青春而已。”
隔天晚上8点，我在次卧点开手机录音，拨通了那个朵朵的电话。起初，我担心朵朵会很抗拒和我接触，于是我带着全部的诚意，先把我和老莫的过去种种说给她听。也许朵朵也曾被渣男伤害过，多少对我有些共情，就在电话里把老莫对她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
早在2018年，朵朵因经营玉石工作室和老莫相识，老莫找她买过几次手串，他们逐渐熟悉起来。那年年底，朵朵的母亲患癌过世，老莫在葬礼上忙前忙后，还开车帮忙接送朵朵亲友。那之后，两人关系逐渐变得亲密。当时，老莫告诉朵朵，说自己已经和妻子分居很久。
2019年春，朵朵飞去重庆找闺蜜游玩，而恰好老莫也在重庆出差，通过朋友圈得知朵朵也在后，强烈要求朵朵和闺蜜一起与他共进晚餐。饭后，老莫绅士地提出送两人回酒店。朵朵回房后，老莫却突然发来信息，说要到她的房间坐会儿，聊聊天。当夜，朵朵已经发现老莫似乎有些不轨的意图，于是关机，没有理会。那之后，朵朵再也没主动联络过他。
到了年底，老莫为工作频繁参加饭局，有一次他以对方对玉石感兴趣的名目，邀请朵朵一同出席。晚餐时，朵朵发现几位老男人不断给她灌酒，席间的情色话题也越来越多，便找了个借口早早离场了。事后她才得知，老莫原本想在那个酒局上灌醉她，然后将她“送给”其中的一个领导。这件事情让朵朵心中警铃大作，和老莫的交往就此淡了下来。她刻意不给老莫任何见面的机会，仅仅保持朋友圈点赞的关系，偶尔也通过同城快递卖几只小手串给老莫。
到了2022年9月，朵朵发现老莫在她这里买手串的频次突然高了起来，她虽然尽量不和老莫见面，可老莫总在微信上反复告知她：“我已经和前妻正式办完了所有离婚手续。”
朵朵虽然对老莫没有任何想法，可也没直说对他不感兴趣。2022年11月是我起诉老莫的第三个月，没有了我的日常陪伴，老莫也许是急需宣泄，经常在凌晨给朵朵打电线日，半醒半醉的老莫在夜里不停敲打朵朵家门。朵朵无奈，只能开门，试图劝说他打车回家。老莫却推着朵朵径直倒在了沙发上，撕扯她的衣物，试图强奸她。好在朵朵是个勇敢的姑娘，她毫不留情地踢打了老莫的下体，又捡起扫帚上的不锈钢棍，大喊着把他赶出了家门。朵朵知道老莫性格暴躁，独居女生终归怕无赖上门报复，当晚，她拨通了亲弟弟的电话，让他赶来她家。
后面3天，老莫一会儿在微信上道歉，说自己是一时冲动，一会儿又骂朵朵：“这些年老子帮了你多少忙，在你这买了多少东西？你怎么就不把我当自己人！”
“双11”白天，我在法院处理老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当晚，老莫却又敲响了朵朵的家门，没想到开门的是朵朵又高又壮的弟弟，他一把抓住老莫。在弟弟的陪伴下，朵朵报了警。也许是命中注定，当天上门的张警官，竟是当初老莫阻止我搬家、威胁要藏匿孩子逼我报警后，上门调解的那位。
老莫在朵朵家门外，拿出手机里和朵朵的聊天记录，不停解释：“我们是朋友，我没骚扰她。”可朵朵却直接播放了之前老莫深夜打电话给她口无遮拦的录音。张警官大概也记得老莫的一些不良行径，当晚就告诫他：“如果再来上门，或者电话骚扰这位女士，我就拘留你。”
没在朵朵那里占到便宜的老莫，后来对外跟朋友们宣称，朵朵是出来卖的风尘女子，因为价格没谈拢，才跟他闹翻了。诽谤和辱骂似乎能让老莫一解心头之气，也更加让朵朵确认要远离这个人渣，在所有通讯、社交平台上，她彻底拉黑了老莫。
我同朵朵讲了这一年的离婚诉讼所经历之后，朵朵主动提出：“只要有我能做的，对你起诉有利，我都愿意帮你。”第二天，我在朵朵家小区门口接到了她，一个很温柔、瘦小的女孩，却有着坚毅而果敢的眼眸。我们在张警官的帮助下，顺利拿到了记录老莫“性骚扰”的出警记录，朵朵甚至贴心地写了情况说明，签字、按手印，附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便我呈交法庭佐证。
吴叔得知后也提醒我：“千万不要让老莫知道我们有新的突破，要在第二次起诉时，给他致命一击。”
老莫抵达青岛后，马不停蹄地跟着新老板出差，好像已经投入了新的角色。我出于私心希望他年入百万，再遇良人，尽快放弃我们的婚姻。吴叔和我一起算了算日子，首次起诉判决书在8月10日后生效，我们只能等待半年，也就是在2024年2月10日后，继续二次起诉，而那一天，刚好是农历新年的大年初一。相信等到新的一年到来，我一定等得到期待的结果。这个结果无关乎情爱和过往十多年的时光，它是重启我人生的一把钥匙，也将在这些风雨呼啸而过的日子里，去见证一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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